寻找好人的方法
王威廉
我第一次知道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是通过作家马原的解读文章。马原是个十足的小说技术主义者，他喜欢把小说像手枪一样拆开，让大家看看到底是怎样的构成让子弹爆炸飞出的。他对奥康纳也一样，他把短篇小说《好人难寻》和《善良的乡下人》一点点拆开，做了梗概式的叙述与分析，他得出了结论：这个女人是邪恶的！由于马原广泛存在的影响力，“邪恶的”三个字成了中国读者谈论奥康纳时的必要语汇。的确，当我读到奥康纳的小说时，也非常震撼于她对人性之恶的展示，读完之后心里沉甸甸的，塞满了阴郁的意境和人物。但是，我却觉得用“邪恶的”这三个字来概括这个不幸的女作家相当不确切。那种邪恶只是像油花浮在水面上，而在水面的下方，我更是读到了罪恶后的悲悯、绝望后的信仰，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我想，奥康纳小说的魅力假如不是来自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光辉，那么她的小说还剩下些什么呢？一个因为老太太唠叨就在小说中惩罚她、杀死她的作家（马原对小说《好人难寻》的解读）还会是个值得一再阅读的杰出作家么？
不过话虽如此，奥康纳也“绝非善类”，她的作品中亦密布着难以索解的黑暗。有的评论对这种黑暗视而不见，以为奥康纳的小说并不绝望，以为她只是喜欢恐吓读者，并用这种恐吓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我只能说，这样的阅读太浮光掠影了，完全没有融进到她的小说中去，她的小说中可是处处都充满了令人压抑的绝望。她对人类弱点的讥讽是尖酸刻薄的，甚至于她在描写一个妇人的矮小时，说她“身形和骨灰罐差不多”，一个简单的比喻，将她内心的刻薄、残酷与悲凉展现得淋漓尽致。试想，一个从二十五岁芳龄起就被红斑狼疮这种绝症所折磨的美丽女人，她的内心会没有绝望吗？会没有对死亡的焦虑么？恐怕可以肯定地说，她是一个背靠着绝望来写作的作家。另外，说她喜欢恐吓读者，这样的说法已经让奥康纳成为斯蒂芬·金那样专营恐怖小说的通俗作家了，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奥康纳取得了认同，她的小说集倒是会在中国热销上一阵子。可是，奥康纳生前就不同意有些评论家把她的作品归为酷爱渲染恐怖氛围的哥特式小说，她认定自己是个“天主教现实主义”作家，或许可以理解为，她的写作是用天主教的世界观来看待和建构世界的方式。当然，客观来说，她的小说身上还是有着哥特风格的味道的，只不过拿她和同时代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相比，她远没那么浓郁罢了。麦卡勒斯的名作《伤心咖啡馆之歌》完全可以看作是哥特风格在现代的集大成者。而奥康纳的小说集《好人难寻》，可以沿用她自己的说法，是天主教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天主教，或说基督信仰，这是她作品的最重要的切入点，就像她饲养的孔雀，总是带着点神明的意味。她的小说在语言的描写与讽刺上最见功力，而在结构上却都是天主教劝诫式的。她的小说大体说来，前文的铺垫都是为了抵达一个或诡异、或暴力、或残忍的意境，而这个意境之后便是对救赎的追寻与渴望。像在小说《好人难寻》中，老太太的死亡迎来了救赎的降临，她描写道：“她（老太太）的两条腿像孩子一样盘在身下，面孔朝向无云的天空微笑着。”而在她最为自爱的小说《人造黑人》中，这一点的表现更是典型，甚至都有了一点点直白与说教了。《人造黑人》的故事很简单，外祖父黑德先生为了“教育下”孙子尼尔森，便带他进城去游玩，那城正是尼尔森出生的地方。一路上黑德先生都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尼尔森纯真无邪的心灵，比如，他就想方设法要把对黑人的歧视塞进尼尔森的心里，但是尼尔森却不大理解外祖父的那种观念。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尼尔森撞伤了一位老女人，这老女人很生气，要黑德先生赔偿。但黑德先生竟是如此怯懦，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不认识尼尔森。就因为怕惹事花钱，他居然连亲孙子都不认了！这让尼尔森感到了巨大的背叛，两个人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这时，小说的智慧出现了，奥康纳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两个人一前一后走着，互不搭理，忽然，祖孙二人看到了一座用石膏造的黑人塑像，那塑像少了一只眼睛，浑身破败不堪。——对于一般的小说而言，没有鲜明特异的变动事件而仅仅凭依着这样一个静态的意象，是没有办法进行关键情节的叙事的，可这对奥康纳的“信仰文学”来说，却是进行思辨与升华的绝妙契机。小说中那个再明白不过的隐喻，便是黑人塑像与耶稣之间的深层联系，是耶稣让黑德先生成了“年老的孩子”，让尼尔森成了个“小老头”，他们两者终于平等了，罪恶被宽恕，两个人和解了。这是鲜明的基督教思想：不宽恕，便是在人类当中划分了界限，人类会因此而永久的割裂。奥康纳以小见大，将如此重大的哲理寓于渺小的祖孙纠葛当中，颇见功力。而她对黑德先生内心的大段描写，活脱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牧师前的忏悔之辞。不过我这样说并非暗指奥康纳的行文枯燥，而是恰恰相反，我很惊异于她的叙事，她完美地将环境、人物、对话、思辨、神启编织在了一起，营造了一种诗意和哲理的氛围，如“天上悬着大朵的白云，像灯笼一样被点亮了，树梢比天空还要暗。”再如黑德先生说：“这里没有多少黑人，他们只好自己塑了一个。”
阅读奥康纳的小说，总让我想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女圣徒：西蒙娜·薇依，我不确定奥康纳是否读过薇依的著述，但是她们在对信仰的态度与思想上竟然有着许多的暗合之处。比如她们都厌弃世俗的快乐和幸福，她们都对上帝有着复杂、绝望而执着的爱，尤其是薇依在《重负与神恩》一书中的名言：“人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但只有不幸才会使人感到这一点。”这简直是奥康纳小说的最好诠释。其实，奥康纳的对人类的讥讽并不来自于她的“邪恶”，而正是来自于她对人类生活的不堪忍受，我们只有理解了她的不幸，才能读透她的小说，进而理解人类存在本身的不幸。从奥康纳的小说来看，其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有着某种身体上的不幸，疾病或残缺和他们如影随形，但这绝非奥康纳借文学之手的“邪恶”报复。她生前在致友人的信上这样说过：“生前害病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错过了上帝的一个恩惠。”话里自然不乏黑色幽默的自嘲，可也表明了她对残缺与病痛的态度。对她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残缺与病痛是人类有限性的最鲜明的体现，只有在这样的处境下，才更容易领悟到来自上帝的启示。
其实，奥康纳的思想绝非是独一无二的，更非是空穴来风的，她最深刻的地方——对暴力与恶的容纳与探究，正是基督神学的题中之义。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开端与终结》中写道：“完全可以假设，上帝在选择善与恶时，更倾向于选择恶。”他在论述这点的时候，引述了马丁·路德的一段“骇人听闻”的话：路德在谈到弥赛亚先知第五十三章时，他说：“一切先知都在精神中谛视，基督是最大的强盗、私通者、窃贼、罪犯、亵渎神灵者，世界上从未有一个人能超过他。”坦率说来，这些话语对我们的理解力有着严峻的考验，不过，不是我们的理解力不够，而是信仰总是站在理性的上一层。基督教思想博大精深，有末世审判的严厉，也有基督化身为恶的大爱。我个人觉得，“恶”的正当性有三种形态，历史的恶、精神的恶与基督的恶。黑格尔认为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步；卡夫卡认为，“我们称为感性世界的，其实是精神世界中的恶，我们称为恶的，只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一个瞬间的必要。”而基督的恶，是最难理解的。基督，既是救世主，也是上帝之子，他来到尘世，并非为了定罪世人，而是为了救赎世人化身为罪恶本身，他替我们受罚，然后给我们一个无罪的、完全的、干净的人之地位，这就是好人的诞生。从基督的恶之救赎出发，再度去审视奥康纳小说中的“邪恶”，便会更加明朗，她笔下的暴力与罪恶实际上都是一种基督莅临的方式，残酷的惩罚都是为了逼近救赎抵达的那一刻。
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她的思想太过纯粹了，不仅一成不变，失之于单调，更是缺乏强烈的思想与张力。很难想像一个作家可以讲那么多的故事，却用的是同样的结构与方式。将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较，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局限。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广义的基督教作家，但他所表达出的混杂、挣扎、哲理、博大、怀疑、探询、洞察与宽容，都是奥康纳所不具备的。奥康纳像是刀片，非常锋利，过肉见血，但是却太薄了，容易断裂。这也正如她的赎罪观，她的宽恕是一种不宽恕的宽恕，她对上帝的爱太多，以至她对邻人的爱过少。她之所以那么喜欢《人造黑人》，就是因为那是她小说中难得的救赎时刻。她其余的篇章都很难有那样的超然与喜悦。在《善良的乡下人》中，假如说买圣经的小伙子对残疾女博士的欺骗是对她虚无主义思想的一种嘲笑与捉弄，那么在《救人就是救自己》中便是对尘世的彻底弃绝了。恶人史福特利特先生为了骗走一辆汽车，竟然不惜用结婚的方式和一个智障女人成亲，然后再将她抛弃在途中的一家餐厅里。那个女人非常单纯，就连餐厅里工作的男孩都忍不住说：“她像上帝的天使一样。”可是史福特利特先生依然抛弃了她。不过，更绝望还在后边，有个小男孩搭了史福特利特先生逃亡途中的车，看到小男孩的孤苦无依，史福特利特不禁心有所动，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上帝的天使，可自己却离开了她，那天是自己最后悔的一天。说完，他的眼睛上还蒙上了一层泪水。就在这个良心发现的时刻，奥康纳笔下的小男孩突然发怒了，他吼叫了起来，骂道：“我妈是个邋遢货，你妈是个臭婊子！”然后纵身一跃，从车里摔进了路边的沟里。史福特利特先生深深感到这个世界实在是烂透了，他猛踩油门，义无反顾地逃亡而去。
这个故事让我的心里沉重了好久。我总是想起另一个故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小段。一个很恶的农妇死了，鬼把她抓去扔到了地狱的火海里。善良的天使不忍看到她的惨状，便去向上帝求情。天使说：“上帝，她行过善，她曾经在菜园里拔了棵葱施舍给了乞丐。”上帝说：“那你就用一棵葱去拉她吧，能拉上来就放她去天堂。”天使就用葱去拉农妇，没想到葱是如此坚韧，马上就能把农妇给拉出来了。这时候，地狱的其他人看到了，都跑来拉住农妇的腿，想一起被拉上去得救。农妇是个恶人，容不得别人也得救，便用脚去踹别人，喊道：“这葱是拉我的，不是拉你们的！”这话一出口，葱就断了，从此，那农妇一直呆在火海里煎熬。——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与恕道。上帝可以用一根葱的小善就去宽恕并拯救罪人，甚至可以拯救全部的人类，但是人却不明白这一点，人葬送着自身。不过，奥康纳毕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除了天主教与东正教在气质上的差异，她更是值得同情和可以理解的，她的长期病痛导致的死亡焦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刑临行前突然被取消的死亡震颤是大不相同的，绝症作为一种漫长的抑制，肯定损害着她创作的心境，她的绝望是一种最真实的本能情感。人类的情感在很多时候都是物极必反的，信的极致不免犹疑，疑的终结不免笃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的初衷不就是为了看看没有了上帝的世界会怎样么？
奥康纳的小说在中文语境中的费解、晦涩与误读在所难免，我也经常感到那种把握的困难。不过这并不奇怪，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完全和宗教脱离了关系，文学也随之与宗教绝缘了。我们也续写神话，但我们看到的多是故事，甚少神性。而在为数不多的“信仰文学”中（比如北村和张承志的），我们的确望到了神性，仅仅是那样的惊鸿一瞥，就已经令人有了极致的狂喜。作家的皈依，让文本洋溢着一种掷地有声的坚毅感。不过，在一个没有严苛宗教传统的文化里，在一个搁置超越性价值几代人的国度里，个体的信仰会显得格外“突兀”，因而有了一种事件性的社会学涵义，这样一来，在和周围处境的比照中，信仰反而变成了一种比较容易确定的事物。我想，这应该不会太费解，就像是相对于阳光我们有了阴影，但是我们对阴影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做出内在的认识与反思。所以我觉得，仅仅有坚毅感是不够的，必须回应阴影与阳光中的一切犹疑。不过，千万不要把这些话理解成苛责，它们只是一种文化间的观照与自我的反思。其实对于文学来说，有无“神性”并不构成一个美学判断，就像奥康纳也有她的偏执与局限，只是她逼迫着我们认识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我们除了想想宗教的超越性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之外，还可以想想，天主教现实主义是如何表现真实的，而我们的真实又是如何表述的？这个世界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真实？
2010-6-26
刊《书城》2010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