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 作品

 

　　　　　　　　　　　　　　　　　　　李德南

 

近年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越来越多的“80后”纯文学作家开始如冰山一样缓缓浮现。和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80后”里的“老前辈”及“市场宠儿”相比，王威廉、郑小驴、甫跃辉、草白、手指这些出道稍晚的80后作家，代表着当下文学场域中的另一种写作路向。他们往往有着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受60后、70后作家的影响较深，但他们不仅仅是模仿者，而是试图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最终确立自己的写作风格。

在这些新崛起的青年作家中，王威廉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他具备相当的哲学素养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在小说创作中，一直试图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激进的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他的文学才情与思辨能力，写作上的所来之路与个人风格，在近几年发表的《非法入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内脸》、《暗中发光的身体》《没有指纹的人》、《市场街的鳄鱼肉》等具有“异端”性质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已可见一斑。

这些小说，大多有共同的主题：关照现代人深渊一般的境遇，着力展现他们在绝境中的困惑与抗争。其中，《非法入住》以不无荒诞的手法展现现代人的居住问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生存困境。小说里所写的大多是些下层人，只能住在小得可怜的房子内。为了赢得一个栖息之所，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入侵”别人的生活空间。《内脸》则在权力与身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用力，它采用较为少见的第二人称“你”来展开叙述，自然是冒险之举，好在王威廉有良好的控制能力，能够化险为夷，给读者带来了一番新奇的阅读体验。小说里的“你”在工作的过程中，越过了与女上司应有的界限，双方有了“亲密”的身体接触。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和身体两相交织，控制与反控制不时交替，肉身层面的存在与精神层面的虚无，也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截然分开。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小说里随处可见。

除了《非法入住》、《内脸》这些颇受批评界关注的作品，《没有指纹的人》也是一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水准的作品。它的着眼点在于当下，意在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技术化的时代进行批判与反思。只要稍稍跨出文学或学科的边界，我们就会发现，类似的思考并不鲜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就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的确，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将人从种种制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监控、管理方法的“现代化”。随着现代技术的发达，人前所未有地受到了高效管理，如著名人类学家王铭铭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变成了技术协助营造起来的数字，其意义被数字编码的意义所取代，我们的生产和自身的繁衍，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所表达，逐步失去了具体的人存在的意义。数字的高度发达，使现代社会能将人编制成序列，以便管理。这些管理模式与现代科层制度结合，进一步造成了人事制度中的档案管理模式，让人的活动之特征、行为的优劣完整地呈现于纸张的记述中。”这样的话，人的多样性或可能性，也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删减。现代社会的这种风险，是无法忽略的。海德格尔甚至认为，现代人尽管时刻享受着物质的盛宴，在根本上却是无家可归的。

《没有指纹的人》在呼应这些思考的同时，也更为细腻地展现了一个具体的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小说里的“我”，从小就没有指纹。他的父母曾经认为，指纹并没有什么用，没有指纹并不要紧，“不痛不痒，又不是少胳膊断腿了，连个感冒咳嗽都算不上”。不幸的是，科技发达的社会却把指纹看作是人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制造了许多新玩意：单位执行考勤制度，要用最新款的指纹识别打卡机——它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精密的控制仪器。汽车可以安装方便快捷而又保险的指纹锁，银行有指纹刷卡机，连钱包也有用指纹才能打开的……当指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时，“我”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甚至认为，没有指纹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隐身人，根本是不存在的，就是虚无。在小说的结尾，“我”所能想到的出路是：剁掉自己没有指纹的双手，然后去医院移植一对死人的手。这样的书写，有些极端，却也真实地呈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

王威廉的这些小说，大多有很强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因此，很多人主要从先锋写作的层面上去切入他的作品。事实上，他也有传统的一面。他的短篇小说《秀琴》，就一改激进的面貌，有意回归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向鲁迅及其所代表的乡土小说致敬。

《秀琴》和鲁迅的《祝福》有着相似的叙事结构，从某种意义而言，秀琴和祥林嫂也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秀琴》以极其简洁有力的笔墨勾勒了一个乡村妇女的生命史，并将个体的生命史和乡土世界的变迁放在一起进行探究与考察。秀琴和祥林嫂以及她们所处大环境的同一与差异，恰恰说明了乡村世界的常与变。她们都来自乡土世界——那个既藏污纳垢又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这使得她们都有着善良的品性，却不断地遭遇不幸，陷入深渊般的绝境。在祥林嫂生活的年代，乡村世界虽然也受到外界的冲击，却仍能自成一体。将祥林嫂逼入死路的，是封建迷信、苛严的礼法、看客的冷漠，这其中蕴含着鲁迅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这种以“国民性”为着眼点的批判实际上也隐藏着当时对现代性的一种向往；而对于秀琴来说，时代早已不同了，现代性已经交织在中国大地上，她的悲剧命运却与祥林嫂殊途同归。秀琴的不幸既与宿命般的偶然性相连，也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有关。在秀琴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乡村却无法躲开城市的影响，成了城市的依附性存在，成了“文明”的“他者”，成了某种“社会进化论”的末端。为了过上好日子，秀琴和她的丈夫宝魁选择了入城打工——在宝魁看来，这是俩人尤其是他们的后代过上幸福生活的必经阶段、必然选择。可他们的经历证明，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悲伤旅程，秀琴终究只能独自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失败者重新回到乡村。她在文学上的光彩与明亮在于，她的胜利就像《老人与海》里的老人一般，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她的生命职责成了替死去的苦难者活着，成了守护苦难的一种隐喻。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写出了乡土世界的常与变，是《秀琴》的一大特色，可作家并未就此止步，他在这样的叙事中，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去展现人性的丰饶，并歌颂人类情感当中具有的悲悯与珍爱的精神品质。这理所当然地首先体现在主人公秀琴身上。作为一个乡村女性，秀琴有自己的见识，也有自己的追求。在爱情面前，她是大胆的。她和宝魁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经历过很多苦难，因为宝魁总是很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秀琴，秀琴就主动和宝魁好了。就此而言，秀琴可以说是一个农村“新”女性。可是积习已久的贞洁意识，又仍旧是心灵上的负荷。当老严想要强奸秀芹时，“她想大喊却忍住了，耻辱像是块脏抹布，堵住了她的嘴。她只想着宝魁能赶紧回来，救他。她咬着牙拽下来了那人的一大把头发，撕裂了那人身穿的背心。”这是一个令人读了觉得万分悲凉的情节。此时此刻的秀琴，太软弱了。而秀琴的悲剧也变得复杂起来，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又有人性的丑恶一面，而且这种丑恶还来自于和秀琴一起谋生的工友身上，这些都大大拓宽了小说的精神面向。小说也设置了一些伏笔，再往后，秀琴因为宝魁的去世而变疯的细节，依然让人觉得秀琴过于软弱。但令人有些意外的是，王威廉在小说的最后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秀琴或许并没有疯，她只是装疯，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代替宝魁活着，为他们的爱情而顽强地活着。如果这是事实，秀琴又是强大的，她的身上，有一种强悍的主体性。宝魁死后，秀琴的现实境遇是如此的不堪，她的精神世界却闪耀着绚烂的光芒。秀琴的魅力，就在于她能在绝境中向死而生，不曾失去存在的勇气，并由此而迸发出爱的光芒。在她生命濒临终结、回光返照的时刻，她哲人似的说出了一个朴素的生命梦想：“活着不必求荣华富贵，每天站在村口看看人，看看庄稼，看看树跟鸟也是幸福的。”她引领读者发现了生命本身的美好，不禁让读者的眼眶也跟着湿润起来，让人们日渐荒凉的内心也变得温润了。

“人性的丰饶”，不止体现在秀琴身上，也体现在宝魁身上。宝魁爱秀琴，当年妇检时，医生告诉宝魁，秀琴是不能生育的。秀琴对此并不知情，宝魁也一再要求知情者对秀芹保密。对于一个农民工而言，要抛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观念，在这种事情上“想通”，无疑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宝魁还出去找过小姐，原因是听大家老是说小姐比老婆“爽快”，他也想去试试，事后却觉得一点都不好玩，觉得很对不起秀琴。当大家开玩笑说要将此事说给秀琴听，宝魁居然蹲下身哭了起来。这些细节，用在宝魁身上，非但不显得牵强，反而使得宝魁的形象丰满了起来，他不再是某种悲情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欲念的人。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王威廉很注意书写人性中复杂、暧昧的部分，同时又深谙观看之道，懂得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不同的处理。再举一例，与鲁迅小说不同的是，《秀琴》中的看客倒不是冷漠的，他们的态度是暧昧的，有时用她的不幸做了乏味生活的调剂笑料，有时也为她的不幸洒下热泪，这其实也更加符合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以往的创作说中，王威廉习惯于以实写虚，把思辨糅合在情节里，抵达了现代主义小说的高地。有些遗憾的是，他笔下的人物，因从思想出发，为理念所左右，往往具有一点同质化的倾向。相比之下，《秀琴》里的秀琴、宝魁、老严，叙述人“我”，还有“我奶奶”、“我爷”，形成了一个有参差有比较的形象序列。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他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副笔墨，我都喜欢，都值得肯定，在他将来的写作中，也没有必要偏废。只不过我觉得他若能加以调和，借此找到一种更有力的表达方式，他的写作肯定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2011年12月24日

作者简介：李德南，男，生于1983年，广东信宜人，上海大学哲学硕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兼作小说、随笔与散文。

                       （来源：《新世纪文坛报》2012年第1期）